视觉隐喻研究本刊：隐喻基于特定社会群体共通的文化经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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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中国人民学校新闻与社会演进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学校新闻大学副主任。

周思宇，中国人民中学新闻学校本科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传播时代我国中央级党报内容生产改革研究”（获准号20BXW003）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隐喻（metaphor）一词可追溯至希腊文μεταφορά（transfer），亚里士多德提出悖论基于特定社会群体共通的文化经验（Moran，1996）。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思维语言学将语义引入日常语境，认为我们思想和行为所根据的概念平台以语义为基础（莱考夫，约翰逊，1980/2015：1）。人们对繁芜庞杂的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有限，在接触陌生事物时习惯调动自身经验加以理解，隐喻因而无处不在。究其本质，隐喻是指以另一事物来隐喻、诠释和构建当前事物。

在新闻报导中，隐喻虽然是一种句式手段，更是媒体赖以建立意识形态、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甘莅豪，2011）。凭借自身的不可泛化性，隐喻变成新闻媒体阐释框架的重要方法，它荷载着媒体基于新闻立场和利益关系设定的隐喻意图，对事实进行重现与建构，进而妨碍他们的认知及行动模式（Gradyetal.，1999）。作为将疾病概念化的话语工具，隐喻广泛应用于健康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报道（Weinstein，2003）。纵观新世纪以来出现在我国的多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因其事发紧急、蔓延快速、具有高度不确认性，新闻媒体为唤起群众对病症威胁的风险认知、动员民众防范突发重大事故，常在话语策略中运用语境。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脑炎来势汹汹，引发新日本建立以来在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迅速作为我国新闻媒体关注焦点。出于生动阐述抽象陌生的疾病议题、凝聚人心与推动合意的目的，疫情相关报道呈现出鲜明的意象特色，也潜移默化形塑着他们对疾病的思维。在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深入研究疫情主题报道中阐释的体现形态与话语意涵，对于发挥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全局中的切实作用尤为重要。

二

文献回顾

（一）概念隐喻理论

20世纪30年代，IvorArmstrongRichards指出意象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人类认知的一种方法（束定芳，1997）。这一创见使语义跳出片断词汇层面的探究，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受到考察，学者们起初聚焦于语境运作的模式，他们看到人们通过激发大脑中的基模来理解隐喻（Ortony，1979）。

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Johnson）（1980/2015）将概念隐喻分为构架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三类。具体来说，结构语义指一个概念由另一个概念来进行解构建构，如“争论是内战”（argumentiswar）；方位隐喻多是与空间方位有关的概念，如“我很低落”（I’mfeelingdown）；本体隐喻则指将事件、活动、情感、想法等视作实体物质，拟人即一种典型的本体隐喻，如“通货膨胀把我们逼入死角”（Inflationishackingusintoacorner）。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2015）觉得隐喻具有平台性和文化连贯性。本体和喻体并非轻易被关联的词义，它们的概念网络紧密相连，构成连贯、一致的感知系统，而此种连贯性基于他们的文化经验，往往表现于价值共通的某一文化内部。

后续研究阐明了概念隐喻的运作模式，即从始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标域（targetdomain）的跨域映射（Lakoff，1993），其中始源域指我们充满经验的简单事物，目标域则为较为具象和陌生的概念。在这一跨域映射的过程中，始源域的关系、属性、知识和推理方式被共同投射到目标域（Lakoff&Turner，1989）。为进一步研究语境激活的认知结构，Lakoff（2004）将社会学家ErvingGoffman（1974的框架理论引入认知语言学，认为思维都是借助概念隐喻来框架的，此处的框架指用以理解社会语境的、根深蒂固的认知结构。

（二）新闻报道中的共同体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1983/2005）将“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视作国家和现代民族观念萌发的关键。在新传播媒介塑造的“同质、空洞的时间”之中，星散四处的他们得以共享共时性民族经验，凝聚起成员之间互相通结的隐喻——“想象的一同体”。卞冬磊（2017）进一步研究了报纸怎样实现民族国家从“想象”到“可见”的转变，一方面，阅读新闻的实践使国家主体取得了“日常的可见性”；另一方面，“阅读新闻”激发出“谈论国家”的实践，使之演进为“可表述的共同体”。近代日本知识阶级致力于培养“国民精神”、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视觉隐喻研究，而它们构建民族主义想像空间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正是大体量新式印刷业（姜红，2011）。

（三）突发公共卫生报道的隐喻分析

疾病是带有多重含义的文化概念，其概念隐喻随医疗科技与社会演进而演变。经验医学时代常见超自然意象，人们将疾病衍化成神魔般的幻像，并以祈愿和巫术等神明主义医学指导医疗实践（刘振，2020）。彼时传染性癌症常被道德化和污名化，隐喻变成社会排斥的语言工具。十九世纪末，随着微生物学的演进，军事隐喻大举进犯书写现代流行病的语言领地（Baehr，2006）。Montgomery（1996）将叙述疾病的阐释归纳为两类：生物军事主义（bio-militarism）与生物信息主义（bioinformationism）。前者将身体患病和诊断的过程喻为一场战斗，在科学流行话语中居于统治地位（Montgomery，1991）。

如上所述，既有探究将疾病的意象纳入历史文化界定，梳理了其演化过程与制约因素。具体到新闻语篇，多就重大病症和感染病议题展开研究，关注隐喻如何渗透媒体的议题与动机。就局限性而言，过往研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阐释的社会功能研究尚不深入，且多聚焦于研究官方主流媒体的新闻隐喻，结合行业化媒体的对比性角度尚有欠缺。因此，本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脑炎疫情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概念指称理论，探究报道语料的图式结构，力图解答以下研究问题：媒体使用语义再现新冠肺炎议题时展现出什么特点？官方主流媒体与行业化媒体的语境结构有何不同？疫情报道中的语境具有这些话语功能，折射了如何的观念形态蕴涵？隐喻是否遮蔽了疫情的重要面向？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人民晚报》《财新月刊》和《三联生活杂志》三家外媒2020年1月22日-2月22日期间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新媒体报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官媒，《人民日报》发行量和制约力很大，一直居于舆论的领导地位。《财新杂志》与《三联生活周刊》则是我国最早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专题报导的行业化媒体，财新网早在2019年12月31日就报道《武汉发现不明理由肺炎》，1月23日上海封城期间，两家媒体记者进入北京，发回多篇一线报道。

（二）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疫情”作为标题及内文关键词，采用WiseSearch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检索《人民日报》（数字报），获取1128篇相关文章。由于数据库缺乏《财新周刊》《三联生活杂志》疫情专题报导的完整内容，本研究实行自行建立样本库的方法，将财新APP疫情专题中所有报导、及《武汉现场》《武汉会战》两期电子版封面报道纳入。针对《三联生活杂志》，将官网微信公众号疫情专题中的所有报道列入样本库。随后，选择报道字数在250字以上且新闻内容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的文章，删去仅以疫情为新闻背景的文章，筛选后共得相关报道1110篇，其中《人民日报》805篇，《财新周刊》237篇，《三联生活月刊》68篇，共计约197万个字符，平均每页字数为1775字。

（三）隐喻分析步骤

在隐喻研究领域，自上而下的内省式研究方式因为过多涉入研究者的假定与直觉而遭到批判（Kövecses，2008），相对而言，语料库原则拥有观察的平台性、解释的充分性和客观性等优势（束定芳，2013）。因此，近年来语料库原则与语义理论相结合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态势（柳超健，曹灵美，2017）。因为现在中国外对语义语言的手动化处理仍进入起步探索阶段，尚未有较成熟的标注语义语料库，所以本研究主要采用人工语义探讨的图式研究方式。

研究者先通过语义库预测研究软件AntConc（version3.5.8）确立全部报道文本的主题词表。生成主题词表必须一个参照语料库，本研究使用的是ToRCH2014现代英语平衡语料库，它由上海外国语学院许家金博士主持创立，取样包括新闻、通用、学术、小说四大体裁，具备较强的权威性。

本研究采用再测法对语义识别的效度系数进行测试。在第一次编码完成后，编码员划分了8类主要隐喻类型（见下文表2），然后，从样本库中随机抽取10%，共110篇，由编码员重新编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一致性检测，Kappa信度系数为0.83，两次编码一致性较高。

四

研究发现

（一）新冠肺炎疫情报导中的隐喻概况

在深入文本之中考察隐喻特征之前，研究者先采取AntConc软件生成了所有样本的主题词表，以期初步认识疫情报道中的意象结构。主题词的顺序标准为关键性（keyness），即与参照语料库（ToRCH2014Corpus）相比在一定文本中复现频率明显偏低的程度。它体现了文本“所言之事”，可被用于阐述某一既定主题文本的文体风格和句子特征（姜峰，2019）。结果证实，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常用的主题词为军事、集体、竞赛、方位、身体与实体类，显示出鲜明的意象表达传统。如表1所示，关键性最高的三个词汇分别为：同舟共济（416.81）、疫情防控阻击战（217.3）、疫情就是命令（203.05）。

研究者能够对人工识别后的阐释词汇进行分类和叙述统计预测，尝试从中发掘不同媒体建立隐喻的同一性与变化性。统计三家媒体的隐喻疏密度（隐喻个数/每千字）可得，《人民日报》密度最高（15.02），《财新周刊》（5.01）略低于《三联生活周刊》（3.54）。对党媒与行业化媒体的隐喻使用状况进行卡方检测，可得二者间变化带有统计上的明显意义（p

（二）内战隐喻与英雄主义叙事

“疾病即战争”属于结构语义的界定，这一思维造成的基础，正是医疗与战争概念网络中元素的高度对应性。如表3所示，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建构了内战隐喻的系统性跨域映射，实现了病毒、疫区、工作者等目标域的抽象化。具体而言，新型冠状病毒被视为“肆虐”于国土之上的“入侵者”，是需要“抗击”和“歼灭”的对象；疫情最严重的长沙市与湖南省，则被赋予“前线”与“决胜之地”的含义，是举全国之力来“保卫”的战略要塞；相对地，情况不甚紧迫的其它省市成为大后方，必须建立坚强“堡垒”来“抵御”病毒的进攻。在疫情进程的不同阶段，报道使用变化性的军事用语向受众及时传递讯息，高潮期的典型词汇是“鏖战”“攻坚”，向缓解期过渡时则以“总攻”替代。如引文1所示，报道结合竞赛框架与战争框架为复合型隐喻，将面对疫情的过程喻指为“与病魔和传染范围赛跑的立体时空战场”，既渲染了疫情当前的兴奋气氛，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对具体措施给予解读。

英雄主义的话语叙事同样见诸文本之中，如疫情一线的“勇士”组成“突击队”，最先向病毒发起“冲锋”，主动“请战”的增援随即“火线出征”。就叙事传统而言，战争意象诠释了挽救无辜蒙难者的英雄角色，而患者则被模糊为背后数字化的群像。叙事始于一种平衡和谐的社会状况被反派打破（Fiske，1987：38）。如引文2所示，媒体通过内战隐喻再现新冠肺炎疫情进程时，对医护人员对抗疾病、守护人的大义行为着墨较多，而患者一方的个体身份缺席，往往以“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之群像面目出现。借由意象建构以英雄为中心的叙事，报道将生离死别的痛苦转化为振奋士气的能量，传达党与国家和“英雄的人民”终将战胜疫情的决心，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灾难对群体凝聚力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产生呼应。

（三）隐喻中的国家身体与家国想象

本研究看到，家庭隐喻是《人民日报》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时使用频度第二高的隐喻类型（见表2）。在媒体阐释的这一话语模式中，疫情严重的湖南省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蒙难的“兄弟”，其他省市则与之“命运相连、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受政治原因影响，港澳台商及国外华侨在家国叙事中分量较重，虽身处异地，但它们“心系祖国”“冀为同胞尽绵薄之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呼之欲出。

安德森（1983/2005）觉得民族成为“想象的一同体”（imaginedcommunity），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受宗族血缘宗法体系和儒学文化制约，古代中国衍生出“家国同构”这一社会政治观念形式（徐雪野，2020），强调家庭和国家在外部构造原理上的同质性（王利明，2017）。在此基础上萌生的家国情怀，赋予了个体对国族一同体的归属感与信任感，在危难存亡之时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责任感。在“家国同构”思维方式制约下，产生了很多蕴含家国想象的意象符码，它们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潘祥辉，2018）。除了特色意义上的国族一同体，近年来中国化进程加速使外国互相依存度加深，中国领导人据此强调了“人类命运一同体”概念。在环球共此凉热的疫情当前，外交语言中的家庭隐喻亦无时无刻不在呼应着这一一同体想象。

进一步地，身体意象衍化为家国想象的具身性维度，此种认知模式得到美国文化特色的深远影响。长久以来，以身体意象折射家国想象的新闻话语屡见不鲜。但有别于当代美国以身体隐喻强调救国救民责任感，进行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动员，当代新闻报导语境中的“国家身体”隐喻突出彰显出整合国族一同体的话语目的，其面向的受众也更为广大。如表4述及的“手足之亲”“血脉相通”，即是将不同省市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支，以人体脏器类比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激发其他地区对疫情重灾区严峻情势的共情，亦潜移默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观念。

在地方共同体层面，疫情报道将疫情重灾区概念化为一具染病的人体，城市的“五脏六腑”被病毒入侵，交通运输“动脉”遭遇阻塞，生命危在垂危；坚守在一线的工作者们构成千万条“毛细血管”，为城市的正常运转输送着“血液”；想要终止疾病威胁、重获新生，城市需要加快“消化”存量疑似病例，消除疫情防治“盲区”。身体隐喻使重灾区疫情更加具象可感，地方一同体的受难者面目呼之欲出，巩固了个人与一同体“同呼吸共命运”的观念。如引文4所示，在媒体建立的人格化语义中，病毒与全人类的身份对立被诠释，“健康”和“新生”所映射的是共同体整体利益，个体的付出与牺牲凝结成城市治疗过程的缩影，具体而微的苦难被弱化，舍家为国的大爱得以彰显，最终推动地方一同体框架与国族一同体框架的有机融合。

（四）党报与市场化媒体的差别化隐喻建构

从语料库预测结果来看，党媒常诉诸战争隐喻（84.31%）、家庭隐喻（5.05%）与实体隐喻（3.19%），而行业化媒体使用众多的是战争隐喻（79.53%）、实体隐喻（7.35%）与水的隐喻（6.42%）。深入到详细报道文本研究两者的差别化语义建构，一方面，以《人民晚报》为代表的官媒与《财新杂志》《三联生活月刊》等行业化媒体在使用战争隐喻时侧重点不同，党报凸显出建设性特点。另一方面，与行业化媒体相比，党报较多以语义描摹共同体想象的图景，注重正面话语的运用和社会融合的维系。

就战争隐喻而言，党报与行业化媒体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战役性质划分、参战主体描摹等层面，因而两者采用战争意象的话语目的也不同。如以下两则引文所示，党报所使用的战争意象更具建设性特点，目的在于促使人民群众主动出击的切实信念，强调全国齐心合力、步伐一致抵御疫情的重要性；市场化媒体着重利用战争与医疗的映射关系形象表述疫情的不同发展前景，发挥警示、告知和探讨作用。

以实体隐喻为剖面来考察两种类别媒体在一同体想象建立上的差别。如引文7所示，党报倾向于使用实体隐喻话语指代防控政策以及效用，此种涵义建构与“党的领导地位”“为人民服务”等观念形态主题相勾连，强化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疫情防控共同体”，而这一想象同样从属于家国想象框架。这一跨域映射方式建立出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例如将疫情防控部署称为“全国一盘棋”，强调中央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把严格措施下的成果喻为“压舱石”“安全屏障”“钢铁长城”和“牢不可破的堤坝”，凸显严密防范不给病毒可乘之机，人民处于强大保护下无安全之虞。隐喻成为契机传达了党媒官方叙事的观念形态，塑造出政府面对有方、决策英明的正面形象，进一步强化了紧急状况下的一同体归属感和政治认同。

五

结论与探讨

受人类思维方式影响，隐喻在新闻报道中的存在是一种必定。它基于他们对身体及日常生活的感受，以简单语言激活大脑中的深层思维框架，在公共领域逐渐确立起教授、记者和民众的共享语意空间，具有较强的劝服功能，有促使推动新知与价值传递。中西方历史上存在对疾病的丰富意象，权力与观念形态博弈见诸隐喻构建的过程之中，疾病也从纯粹的病理概念衍化为涵义多元的文化概念。本研究聚焦群体卷入的新冠肺炎突发流感，发现隐喻建构了民众针对疾病威胁的共享感知，深刻制约社会心理与行为选择，不同种类媒体使用的差别化语义建构亦反映了与观念形态的勾连。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对概念隐喻的分类，本研究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突出使用结构阐释，其运作模式为以战争术语跨域映射医疗议题，诉诸理性经验以提高警示和动员效果，实现病毒的“他者化”身份区隔，并判定紧急状况下实行极端防控措施的合法性。在报导同一新闻事件时，基本新闻事实相同，因此党报与行业化媒体在新闻隐喻方面有其一同之处。就本文探究样本而言，战争意象进一步与英雄中心叙事相结合，以推动广泛的情感动员，缓解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其次，依托古代中国衍生而来的“家国同构”和“国家身体”思维方式，疫情报道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意象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凸显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地位视觉隐喻研究，确证了群体身份与归属感，进一步加强集体主义价值观。

单一图式的意象常常带有遮蔽性，在疫情报道中占主导地位的战役隐喻容易隐蔽事物的非对抗性面向，从而造成种种消极效应。战争意象在新闻讽喻中的弱化，模糊了复杂的疫情发源、扩散、抑制过程，使大众目光聚焦于这一场“战疫”的胜负结果，将他们裹挟进振奋的集体心态中，挤压了理智思考现实的空间，不便于疫情过后的深入探讨与社会思考。其次，战争意象使他们的精神进入高度兴奋状态，其蕴含的敌我对抗意识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智行为，滋生对疫情高发区民众的污名化烙印，甚至导向对于确诊者的无端暴力。再者，人类仍与新冠病毒共存，在多点展现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滥用战争隐喻一方面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焦虑，另一方面可能造成民众的抗疫心理更加疼痛，减损这一阐释的动员效果。此外，英雄中心叙事策略虽展现了“为众人抱薪者”的奉献精神，却欠缺了时代灾难加诸个体之痛，隐匿了真实社会语境中的悲哀与牺牲。

此外，新闻媒体应谨慎使用战争隐喻，减少隐喻话语中的侵略性，随疫情进程建构更多样、更审慎的意象修辞，适当运用生态隐喻、旅程隐喻等替代品（Annas，1995；Nieetal.，2016），张弛有度地进行社会动员，增加对疫情之下弱势群体的阐释与关怀。为减少产生关于疾病的简化思维定式，在使用语义认知框架的同时，媒体应采用科学常识对新冠肺炎祛魅，以深入探讨改善民众的健康素质，使民众遭遇陌生疾病应对有方，不再一味对“看不见的敌人”恐慌。

本研究进而对党媒与行业化媒体的疫情报道指称阐释进行平台性预测，但仍存在缺陷。在抽样与编码层面上，由于《人民日报》的文本总量与语义疏密度均远超市场化媒体，因此对整体隐喻风格的妨碍较大；本研究的抽样与编码工作在完整性与具体度方面力有未逮，可借鉴梁婧玉（2015）用Kappa系数测量编码员间信度的方式给予优化。数据处理过程中，因为公开中文权威语料库资源稀缺，本研究采纳成为参照语料库的ToRCH2014Corpus规模较小，影响与观察语料库的对照效果，而且，AntCont处理中文文本的功用不甚规范，主题词提炼的品质也有待提高。

今后有关新冠肺炎疫情议题的新闻隐喻研究或可考虑下面三个取向：（1）不局限于对报道文本的预测，而是把照片、音视频等视觉影像资料纳入考虑，开展多模态隐喻研究；（2）着手于国外媒体与中国媒体不同语境建构，从多国别角度深入开掘文本背后的价值取向与观念形态立场；（3）对特定新闻受众开展调查探究，探讨信息接收者以某种形式探讨新闻图式并进行涵义再制造，隐喻对其心理和行为造成了什么妨碍，以及非常就同一话题（如家国想象、民族主义）来说，媒体指称与受众隐喻的异同之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论著从略，原文刊登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2期。

封面照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姝